记魏斐德著作在中国的出版 　　林敏 　　2003年，著名意大利文学翻译家吕同六先生将他的学生梁禾女士介绍给我，并建议我编辑安排出版她翻译的两本书:《飞马的占卜》和《驴子的占卜》。这两本书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布鲁诺的随笔和意大利学者对布鲁诺的解读与研究。因为是在国内第一次出版，加上梁老师流畅的翻译，书出版得很顺利。此后，我和梁老师一直保持联系。 　　2006年9月，我偶然读到北岛的文章《青灯》，那是北岛为祭奠刚刚因病离世的美国著名史学家魏斐德(Fredri　c　Wakeman)先生而撰写的，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其实，我对魏斐德在学术上的造诣所知甚少，真正打动我的是他人性的魅力。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了个人的荣辱、爱憎与哭乐。 　　北岛的文字，让魏斐德这样一个史学大师的性情生动地跃然于纸上。有趣的是，从北岛的文章里我才知道，原来梁禾就是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我遂向梁老师提出出版魏斐德文集的想法。经过慎重考虑，她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亲自担任该文集的主编和中英文核校工作。魏斐德文集《讲述中国历史》，90万字，2008年6月出版，从选题提出到面世，仅用了一年半时间。这里面蕴含着梁老师对先生的挚爱和怀念。 　　文集分上下两卷，设置了七大板块，其学术研究覆盖面之广，论题之浩瀚广博都令人惊叹！其史学研究涉及中国明清——晚清与近代中国——民国——战时上海——当代中国史学，时间跨度长达七八百年，可以说中国历史近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都成为他审视和研究的对象。如果仅停留于此，他也只是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学者，但作为一个史学大家，他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他的研究在扎根于中国的基础上还跨越了中国，跨越了历史，在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来探讨中国与世界、国家与现代化，民族与革命的问题。 　　我们知道，作为美国的历史学家，魏斐德倡导“叙事史学”，注重历史的叙事方式与能力，强调用文学的笔法撰写历史和运用史料，其小说的创作实践也强化了他的文字表达。他大学时创作的小说《皇家棕榈大道17号》，销售颇佳，好莱坞还曾有意将之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他写的厚厚的戴笠传记，不仅是迄今为止能见到的将戴笠这个人物挖掘得最为深刻丰富的学术著作，而且其笔下的国共两党以及汪伪政权三方面力量的角逐谍战更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这样的一种“叙事史学”观赋予魏斐德的史学论著行文生动的文学魅力。那些散落在历史灰尘中的史料，那些常为人所忽略的细枝末节，他如作家般串联组合编织成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让读者从中领略到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研究、历史可以这么写、历史可以这么好看！ 　　《讲述中国历史》中文版出版半年后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被美国历史学界作为一部高校师生研读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此后，我和梁老师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魏斐德的遗著《红星照耀上海城》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红星照耀上海城》书稿，从1942至1945年间日本占领上海时期开始，叙述的是上海警察在这十年间脱胎换骨的改造、更新、发展的历史。作者把国民党与共产党、新旧两个政权更替作为历史背景，从上海警察这一政府的管理机构入手，紧扣1942至1952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共产党对上海市政警察的改造，重点分析和研究了上海警察机构是如何改造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局的。而在上海市面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及其内应挑衅的同时，公安人员又是如何维持城市秩序的。以及这个新改组的“警察机构”为何能够成功地施行旧警察一再失败的社会改造(关闭炒卖现金的黑市，改造妓女和舞女，戒除鸦片毒瘾，等等)的。 　　1995年，魏斐德出版了《上海警察》一书，全景式地研究和描述了1927至1937年间上海特别市警政及其与多种政治力量对抗合作历史。1996年，他又推出《上海歹土》，时间跨度为1937年至1941年。作者以具体案例为线索，描述了这段近现代历史上俗称的“孤岛”时期，沪西“歹土”上发生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日伪军占领当局的“反恐”活动以及处于夹缝中的租界当局保持治安权的努力。 　　从研究的主题和时间范畴上，不难看出，《红星照耀上海城》《上海警察》《上海歹土》实际是构成了魏斐德写作中的“上海警察三部曲”。而从警察制度的变迁来关照社会政权的更替，正是国人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角度。《上海警察》和《上海歹土》两书的译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3年、2004年推出，所以当梁老师将《红星照耀上海城》这本遗著交我出版时，很自然地，我将它与此前的《上海歹土》和《上海警察》放到了一起，最后以“上海三部曲”(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丛书名义推出。 　　做完魏斐德先生的书，我长舒一口气，心中获得了些许宽慰。因为我理解，对于梁老师而言，她是将对先生的怀念编织进这些书的翻译与出版中了。记得梁老师说过，她曾问先生:如果有来世，你会做什么？这位对中国怀着深厚感情的伟大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我还要研究中国历史。